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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清代隶书成就最高者,当属何绍基!

    来源书法之海时间:2023-08-27 18:53:02

    清代是隶书的复兴时期,主要表现两个方面:


    (资料图片)

    第一,清代出现了大批擅长隶书的书家,这是继汉魏以后,隶书书家空前繁荣的时期;

    第二,清代隶书的发展呈现许多创新甚至突破。一些书家在以传统隶书作为根底的同时将篆、北碑、行、草等诸体融于其中,形成独特的艺术风貌。

    在这篆隶中兴的书潮中,何绍基隶书的创造性与整个清代隶书发展有着紧密联系。

    沙孟海在《近三百年书学》中评价道:“何绍基各体书,隶书第一,……他的境界,虽没有伊秉绶的高,但比桂馥来的生动,比金农来的实在,在隶家中,不能不让他占一个席次。”可见何绍基的隶书在当时的重要性。

    那么沙孟海所说的这位何绍基,究竟是何许人也呢?

    何绍基(1799-1873),湖南道州(今道县)人,故世亦称何道州。字子贞,号东洲,别号东洲居士,晚号蝯叟、猿叟。好游历,颇富收藏,精于文字、考据之学,著有《说文段注驳正》《东洲草堂金石跋》《东洲草堂诗集》等,《清史列传》有传。何绍基是一位艺术造诣极为全面,诗、文、画、金石都十分精通的大家。

    何绍基作为一位身兼众艺的书家,因书名太重,其他领域的成就往往被人所忽略。何绍基的隶书传世作品不多,其中,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《累叶》隶书长卷,结体宽绰自如,通篇显俊迈飘逸之态,点画丰腴劲健,为何氏典型的代表书风。但何绍基的隶书书风是否一直如此?还是有所变化?显然任何艺术都有其发展的过程,何绍基的隶书亦是如此,他四十二岁为石卿所临摹的《鲁峻碑》就与此大相径庭,该帖的用笔以方折为主,通篇大小一致,字与字之间有明显的对比变化,而何氏六十二岁书故宫博物院所藏的《易林》隶书册却又是另一种风貌。由此可以看出,何绍基隶书风格的形成也是经历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。

    何绍基少年失怙,家境十分贫寒,家庭的负担都落在了母亲廖氏的身上。三弟何绍祺出生不久,廖氏便携三子投奔舅舅廖先瑞处,廖先瑞“一寒诸生,且耕且读”,家境艰难可想而知。虽家境不富裕,但廖先瑞也是在地方小有名气的读书人,有不少藏书,这为何绍基以后做学问、习书习惯的培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    在传世的何绍基作品中,早年的隶书作品并不常见,何绍基42岁时为杨铎所临《鲁峻碑》,是目前见到的他留世最早的隶书作品,何氏临作跋云:“……石卿索拙书,余不见碑版者将一年矣,于分书尤初学执笔者,徒以其不鄙弃我,试写此纸奉政,聊为相忆之助耳,绍基并记。”

    除此之外,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的《日记》中也记载道:“子贞现临隶字,每日临七八页,今年已千页矣。近又考订《汉书》之讹,每日手不释卷。盖子贞之学长于五事:一曰《仪礼》精,二曰《汉书》熟,三曰《说文》精,四曰各体诗好,五曰字好。此五事者,渠意皆欲有所传于后。以余观之,此三者余不甚精,不知浅深究竟何如。若字,则必传千古无疑矣。”

    曾国藩《日记》中的记载,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最早的有关何绍基临习隶书的记载,在此之前,虽何氏收藏、走访汉碑等活动多有记载,但习隶的记载却寥若繁星。虽然说何绍基在识字的过程中肯定涉及过隶书这一字体,但从传世的作品和记载中来看,何氏真正开始重视隶书,并作为日课进行学习,确实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。

    何绍基对隶书的学习除了临习,也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和题跋的工作,在何绍基的《东洲草堂诗钞》中均有收录,如作于道光二十二年(1842)的《跋汉司徒残本拓本》《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》、道光二十四年(1844)跋《崇朴山藏华山碑四明本》、跋《史晨飨孔宙后碑》、跋《史晨后碑宋拓本》,考证文章如道光二十六年(1846)《记江氏刘熊碑双钩本》,咸丰四年(1854)考《樊敏碑》《高颐碑》,等等。

    何绍基临汉代隶书

    更有意思的是,在何绍基的书法学习中也有经济利益的活动,从何绍基题《四明本华山碑为崇朴山作》中得知:道光二十五年(1845)阮福以泰山秦碑拓本及宋拓《华山碑》拓本押银。阮福是当时著名的收藏家,收藏颇富,何氏唯独相中此两件拓本,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何绍基对隶书的喜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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